国产电影在涉及关乎历史的影像叙述时，总会以记忆之名，通过历史事件中的个体来窥视外部局势。而在2009年，《建国大业》的票房取得空前成效，让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献礼片，再次闪耀荣光。
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大业》以一般的、客观的、历时性的历史叙述逻辑，而不再是特殊的、主观的、共时性的逻辑，使得一些重大事件通过历史接续，呈现出其本有的贯通之感，在叙事上给此类影视作品带来新启示。
这一创作思维，也较好地实践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中。
关于历史的影像，国内电视剧擅长以类似《史记》的叙述方式加以呈现：一方面，以主要历史事件为转折节点，通过背景概述，宏观勾勒当时局势之轮廓；另一方面，以人物主观情致做内容考量，配合传奇描绘，微观着墨历史人物之身姿。
加之凝练简洁的影像语言，以及道具上以小见大的寓意，《觉醒年代》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其意义都非同寻常。
电视剧《觉醒年代》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前跌宕波澜的故事，历史背景涉及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护法运动等一系列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中国前的这段往事呈现在观众面前。
然而剧集独辟蹊径，从政治、经济范畴的“硬历史”揭露，转向以文化精神为主的“软历史”描述。年代之觉醒，实则是思想之觉醒。
故事主线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开始，以《新青年》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为中心，聚焦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譬如在表现中英关系时，该剧没有强调不平等文件的签署以及赤裸裸的侵略，而是通过北大解聘克德莱一事，带出各方政府的施压与斡旋。
这种主要从思想、文化视角讲述建党前史的创作思路，是对当下知识强国、文化强国思想的贯彻，也在创作上，为主旋律题材的影视作品开辟了新的路子。
从“德先生”“赛先生”的提出，到新文化运动中的百家争鸣，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文化自信在《觉醒年代》中以一段段鲜明的事件跃然荧屏之上。
处理宏观历史时，剧集没有事无巨细地阐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是将政治性历史事件作为点缀，采用一种见微知著的拍摄技巧，简明扼要地对文化事件背后的历史背景（导火索）进行一番介绍。
开篇仅一场戏，就把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交代了，之后便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这件事的反应。表现张勋复辟时，主场景是张勋在大殿之上朝拜小皇帝，身后则是军官威胁大臣、军阀们下跪的桥段。
短短几个镜头，就说明复辟帝制的行为是在张勋的威逼利诱下完成的，大臣的敢怒不敢言，也暗示这场闹剧的短暂与荒诞。
虽然处理大背景时删繁就简，但在艺术性表达上，《觉醒年代》一点也不含糊，这就要说到对市井百姓的呈现。街头巷口，三教九流，是反映历史风云变化的绝佳场所，甚至在荒诞中带着些寓言意味。
辫子军连夜进皇城，长枪短炮，路上士兵们与拉二胡的街头手艺人以及他的小孙女相遇。在二胡声与孙女的嚎啕中，士兵们逆向而行。
这不仅表明张勋复辟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荒唐之举，同时，瞎眼艺人的残缺（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女孩的痛哭（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亦是对这一行为的有力控诉。
而在环境的比较上，一开始的哄抢辫子，以及闹剧结束后民众的反应，更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有力佐证。
此处，我们不仅要看到新青年与顽固守旧派民众间的争辩，还要看到大众的普遍态度：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
这边说复辟，马尾巴立马割下来当辫子用；那边说倒台，几个人还合计：辫子先留着，以后说不定还能用得上。当时的民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
百姓对于这种生活也感到厌烦，甚至觉得共和、君主立宪还不如之前的帝制来得安宁。
正是在这动荡的局势下，民众心智的启蒙，以及新思想对于今后新一轮革命的指导作用，才显得尤为重要。艺术化的环境渲染，让《觉醒年代》多了几分可看性与深意。
同时，在艺术介质的选择上，《觉醒年代》也极为大胆，用适当的艺术形式，诉说历史的波云诡谲。
旁白与大背景介绍，是以版画的形式呈现的。而此类木刻版画的风格，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所提倡的，其时代性不言而喻。
另外，街头操着沪腔的老艺人，以民间曲艺的形式吆喝叫卖，并用方言编辑成曲，论述时局。以文观史，微妙而通透。
以宏观的草蛇灰线来勾勒史实的同时，还需着眼于独立的个体，展现微观的角色形象。这就要说到历史上那些觉醒的传奇人物。
欲建政党必先完成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重要文化事件，以及与当时思想前沿阵地北大有关的重要人物，则被放在叙事批次的前列。
所以《觉醒年代》是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相知相识，再到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的故事作为叙事主线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等革命青年对于真理的追逐，则放在了辅线的位置。
在对新文化运动的展示上，角色的传奇性以及文人风骨，是人物丰富且突出的特征。
就拿陈独秀来说，以往的影视作品对其形象的刻画，多聚焦在其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上，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算是急先锋式的人物，这一点恰恰是《觉醒年代》前期集中展现的地方。
剧中于和伟饰演的陈独秀，更多是一种意气风发的浪漫派革命家形象。在日期间邋邋遢遢，吃着便当还狂言“这样的国无可救药”；回国后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每周评论》，试图从精神上给当时的国民们下一剂猛药。这都是对历史人物较为客观的描绘。
他身份多元。对于延年、乔年是刀子嘴豆腐心，算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形象；作为知识分子、革命斗士，他又有自己在救国图存方面的考量：到底是去学校任教，还是在市场中办报刊？
在蔡元培“三顾茅庐”后，陈独秀内心的包袱终于放下。最后一次主动开门迎接蔡校长，侧面反映了他的态度。加之黄梅调《打猪草》成其平日哼唱的小曲，暗示其安庆人的身份，使陈独秀这一形象更加鲜活起来。
说到新文化运动，就不得不提及鲁迅，《觉醒年代》也将最为艺术性的一幕用于这位文学斗士的开场。通过大环境的呈现——菜市口杀人，老百姓看热闹，大妈端着碗去接人血——从侧面将鲁迅的精神以及他笔下的世界和盘托出。
争食人血馒头的描写，抨击当时人们的麻木不仁；铁屋子亦是鲁迅当时看到的国民所处的现状……几个镜头，贴合鲁迅的背影，将这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一生中的璀璨凝练出来。
源于生活的文学，在影像中成了揭露现实的利刃。以笔作刀，亦是鲁迅的写作态度。剧中利用蒙太奇，将鲁迅的眼睛、手中的笔、木雕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并置起来，透露出其犀利的批判色彩。
一时间，作家的态度、文风，融为一体。国弱民愚的华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文人志士，才换得这朗日乾坤。
传奇的人物聚集在一起，碰撞出乱世下新文化的火花。倡导白话文写作，其影响延伸至当下。但《觉醒年代》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描绘，不仅呈现其思想启蒙方面的作用，还展示了新文化阵营中的一些极端因素。
正因为要革新旧文化，有些行为显然过于激进。就拿钱玄同来说，提倡废除汉字，改用世界语，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文化的所有意义。
而实际上，倡导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其意义在于引进白话文以调动劳苦大众的革命积极性，同时否定儒教的三纲五常帝王术，至于儒家精华还是要保留的。剧集对新文化运动正反两面的呈现是客观的。
至于守旧势力一方，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拿辜鸿铭来说，他认为文言文就是优雅的，政治立场上又是十足的保皇派，但人家也有真才实学，精通九国语言，“你们的辫子在心中”一句点醒多少道貌岸然者。
他与陈独秀的学术坚持不同，但在爱国方面都是一致的。面对克德莱的无理取闹，晓畅英文的辜鸿铭以中文舌战英方代表，也表现出了他的民族气节。
关于时代下的百姓，或者说非典型的个体，《觉醒年代》打造出民国时代下的“动物世界”：民众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在时代的激荡下艰难求生。
瓷碗下的青蛙，表现出陈独秀的难言之隐，想回家却因为追杀而不能回，导致两个儿子对他怀有偏见；同时，陈独秀抛出青蛙的那一刻，动物又从自己变成了众人，时代下的众人需要像这青蛙般跳出井底，开眼看世界。
另外，动物的形象还充当着历史人物标签的作用。兔子便暗指“北大三兔”——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也正是他们，以北大为阵地，改变了中国百年的文化格局。
以前对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进行详实描写的电视剧不多，在讲述建党过程的作品中，这一段故事往往作为历史背景一笔带过。
而中共两位主要缔造者“南陈北李”，讲述李大钊生平的剧有《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等，同等重要的陈独秀，远没有得到充分的状写。《觉醒年代》对陈独秀的全方位表现，以及对新文化运动诸贤的展示，也算填补了空白。
五四时期的文人，是热血的，是儒雅的，是坚守道义的存在。能以大局为重捍卫尊严，能以雅趣自居陶然观雪，能放下身段只求招贤纳士。这样不刻板的人，这样丰富的群像，恰恰是文人风骨之体现。
注重历史政治下的文化走向，由文化带出历史的发展进程，是艺术创作极为迫切的要求。在这一点上，《觉醒年代》无疑为主旋律影视剧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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