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下去的灯光村和它照亮的世界
大多数时候，灯光师郭壮飞都身处一个明亮的世界。
比起现实世界，灯光下那些精心搭建的世界如梦如幻：雪白的墙壁和桌椅、泛着银光的地球仪、米黄色的窗帘或是大幅的油画。进入这个世界之前，所有人都要戴上鞋套。这些画面最终会呈现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拨动着亿万观众的神经。
郭壮飞是这个新世界的造光者。他熟练地安排助理把几座三四米高的灯立在摄影棚一角，刺眼的白色光线透过高大的黑色幕布，柔软地落在另一头的美丽新世界。几个人举起白色的泡沫板和黑色的遮光布，用光线把那个世界团团围住。
在片场，郭壮飞流利地在普通话和河南话之间来回转换。灯光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河南老乡，他们来自同一个县，同一个镇，甚至同一个村。在中国其他影视剧或广告的拍摄现场，成千上万个他的同乡，都曾经或正在把手中的光变幻出各种形态，投向一个个面庞。
业内一个无从证实的估计数字是，中国有七成左右的灯光师来自河南省鄢陵县，并主要集中在县城以南17公里外的张桥镇张北村。在影视行业，这个中原地区再普通不过的村庄被称为“灯光村”，源源不断地对外输送着光。
一
郭壮飞今年26岁，进入灯光行业已将近10年。他的名字曾出现在张艺谋和陈凯歌导演电影的字幕上，也曾出现在好莱坞顶级灯光师的名字旁。大多数时候，这个名字都跟影视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紧密相连，而很少有机会跟自己最初的身份——农民——联系在一起。
其实，老家在张桥镇的郭壮飞算不上真正的农民。张桥镇人多地少，种地不挣钱，他的父母很早就买了辆货车，常年在外拉货。他被送到张北村的外婆家照看。上个世纪90年代的张北村，已经遍地都是灯光师傅了。
郭壮飞至今还记得那些人回村时的风光劲儿。他们穿着鲜艳的冲锋衣走在村里的土路上，兜里装着瑞士军刀或进口打火机，给孩子带回成箱的钙奶饮料，给老人带回热带的芒果和椰子，给女人带回薰衣草味的香水。还有很多都是村里人从没吃过、见过、玩过的东西。
那时，他羡慕那些家里最早买了插卡游戏机的同学，每天下了课都要去玩一种叫“超级玛丽”的游戏。家里的老人有时会指着电视里的字幕嚷：“这就是村里那谁嘛！”伴着“那谁”名字的画面，有时是飞檐走壁的李连杰，有时是咋咋呼呼的“小燕子”。
省亲者里最风光的要数邢建伟了。年轻时的他一头长发，白T恤，牛仔裤，脖子上系着一条印花的方巾。方巾不光时髦，还很实用，武打片的剧组经常会放一些烟雾营造气氛，需要及时捂住口鼻。今年46岁的他算是张桥村第一个从事灯光行业的人。
这个如今体量庞大的行业始于一次偶然。据张北村村支书曹群岭介绍，村里人均耕地不足1亩，上世纪90年代初，不少人开始出去打工。不到20岁的邢建伟初中没念完，就背上被褥跟几个老乡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整列火车满满当当，许多人在桌子上、座椅下，甚至行李架上熬过了十几个小时。
下了火车，他就坐着公交到了如今北四环附近一家小饭馆，洗碗、端菜。饭馆是铁皮盖的，晚上睡觉，三四个伙计把几张桌子一并，往上一躺，冬天的风吹得房门咔咔响。那时四环路还没修，放眼一片荒凉，首都看起来并不比老家繁华，但他每个月能挣到150元钱。
过了几个月，有个在部队工作的老乡给他介绍了个群众演员的活儿。“钱多，一天20多元，管吃不管住。”这个刚离开农村不久的年轻人，开始在各种武打戏中扮演小兵或者太监，一切动作都听“群头”的号令，“就是来回跑，说打就往前冲，说死就躺下装死。”
那时国内影视剧的制作主要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几大制片厂承担，剧组的外地人不多。有人看邢建伟“怪听话的”，就叫他去帮忙搬道具，工钱也涨到了30元一天。灯光组缺人，他又去做了灯光助理。灯光组的层级自下而上分别是小助理、大助理和灯光师，圈里习惯把灯光师称为“老大”。
邢建伟从小助理干起，每天搬灯、拉线，“不惜力”，没多久成了大助理。四五年后，他就当上了“老大”，工资也从一天30元涨到了200多元。
他把家里的草房换成了瓦房，墙壁刷得雪白，还挂上了彩色灯泡。每个提着烟酒上门的人总要先赞叹一番，随后才小心翼翼地向他打听，能否把自己或亲戚也“往出带带”。
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也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近30年来，张桥镇的灯光师从一个变成上万个。以至于在影视产业繁荣的浙江横店，用河南话吆喝一声，就能轻易从临近剧组借到需要的灯光器材。
这些年，邢建伟剪短了头发，烫成小卷堆在头顶，说话时习惯夹着烟，语调不紧不慢。在老家吃饭，几乎从不需要他来付账。
90后的郭壮飞原本不愿意干这行，觉得奔波。他高中没念完就入了伍，在部队学过会计，退役后在石家庄一家物流公司干过半年出纳。后来公司倒了，他还是想找一份相关的工作，觉得“那才是上班”。后来实在找不着，还是入了行，成了鄢陵灯光师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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