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洁 袁传有 | 法治的多模态建构：反腐公益广告的语类分析

作者| 刘玉洁, 袁传有

北京交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来源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引言

现代意义的法治（rule of law）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早在公元前3世纪，亚里士多德（1997）便指出法治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意味着法律应具有权威性和道德性，即“良法之治”（王人博、程燎原，2014）。在现代社会，作为治国理政的方式，法治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人们对法治的追求从未止歇，关于法治含义的讨论亦不绝于耳。我国先秦法家同样主张法治，着重强调法的工具性，认为法律要为统治者服务，其权威性处于君主之下。今天，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法治更强调法律对公权力的制约和规范，防止权力腐败（张志铭、于浩，2015）。反腐败是我国当前建设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和领域。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运用，在推进反腐败建设和法治宣传的过程中，互联网已经成为法治宣传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网络媒体和视觉资料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01年，司法部办公厅和法制宣传司与法制日报社联合创建了中国普法网（现更名为“智慧普法平台”）（http://www.legalinfo.gov.cn/），利用网络扩大普法宣传的影响力；2013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https://www.ccdi.gov.cn/）正式上线，履行权威信息发布、宣传教育、网络监督的职责。这些官方门户网站发布的材料不再局限于文本这一单一模态，增加了漫画、微电影、动画等更为形象的多模态宣传材料。“在对社会行为和意义表征进行解读时，应当将非语言符号等表意资源考虑在内。”（Jewitt，2009：55）因此，本研究将采用多模态语篇分析方法，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对50个发布于官方网站的反腐公益广告进行分析，并结合语类分析方法，探索反腐公益广告中反腐法治文化的多模态建构方法及过程。

学界对反腐法治宣传的探究多从法学、政治学、传播学等视角出发，随着跨学科融合，反腐宣传的表征形式及其意指内涵越来越受到关注。王永杰（2007）提出法治宣传应由过去的话语霸权转为理性对话，主张将情感呼吁和道德教化引入法治宣传的范式之中，并认为通过情感对话、提升道德素质等途径，能够帮助公民进一步把握法治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刘捷（2016）解析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廉”的文化根源，指出廉洁的文化内涵为当今反腐倡廉提供了道德基础，也进一步充实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含义。从语言学角度入手的反腐宣传分析则多着重探讨反腐话语中“廉洁”的建构。于琴（2017）运用语料库方法对《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中有关反腐倡廉的话语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等词语出现频次的统计分析，揭示了反腐廉政话语秩序的建构。随着多模态话语研究理论的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反腐多模态语篇，其中反腐话语中的转喻和隐喻最为引人关注。张辛未、赵秀凤（2016）通过对反腐政治漫画中转喻和隐喻的识别和解读，归纳了用于建构腐败和反腐话语的典型源域，探讨了转喻和隐喻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阐释了转喻和隐喻在建构反腐观念中的积极作用。刘银、杨文彬（2017）探究了反腐倡廉公益平面广告中出现的多模态隐喻和转喻现象，指出反腐倡廉主题建构的基本策略为合法化己方立场并以此使对方立场非法化。对隐喻和转喻机制的研究弥补了反腐话语多模态研究的空白，从认知的角度揭示了反腐观念的建构。然而，以上研究虽然探讨了反腐话语中词汇、语言以及多模态修辞的策略，但是在分析中并未采用语篇、语类等宏观视角，且未曾对反腐话语的语类作出进一步的区分。在多模态语篇分析中，研究者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通过对细节的分析来阐释宏大的社会背景。因此，本研究拟从语境连续统中的语类入手，揭示法治在反腐公益广告这一特定语类中的多模态建构，以期为中国的反腐普法教育以及法治宣传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理论基础

1. 多模态语篇分析

多模态语篇分析深受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启发。Halliday（1978）指出，语言与非语言符号是特定语境下建构意义的“资源”。Kress（2010：79）将这些“创造意义的符号资源”定义为模态，并指出所有模态（包括图像、手势、表情等）都跟语言一样，是完整的“表意系统”。在多模态语篇分析中，多种符号系统被纳入统一的分析范畴，非语言符号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一样被视为表意资源（冯德正，2017）。近年来，多模态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研究对象从静态、单张的图片（如Kress & van Leeuwen，2006；O’Halloran，2008；Economou，2009）到广告和电影等动态、连续的视频（如Bateman & Schmidt，2012），再到课堂教学、庭审等即席对话（如Hood，2011；Yuan，2019）。

对各种语篇形式的探讨推动了多模态理论建设和应用分析不断向纵深发展，学者们并不满足于对单个多模态语篇细节建构的描述和分析，转而开始以更为宏观的视角来探讨多模态语篇，将多模态语篇视为一种语篇类型，并关注其建构与社会现实间的关系和互动。丁建新（2007）指出，作为符号的社会分类，语类中意义的体现包括了语言和非语言特征的体现。Ventola（1988：54-55）认为，若不考虑非语言特征的作用，我们将无法全面认识语类成分和语类结构，因此，用多模态分析方法对语类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2. 语类

Martin（1997：306）将语类定义为“分阶段、有目标导向的社会过程”，其语境模式始于对系统功能语境模型的重新探讨（张德禄，2010）。语类被定位在文化层，体现了某一文化中的社会惯例，是该文化下社会选择的结果，并被视为文化分析的基本单位（Martin & Rose，2008）。在这一层次化的语境模型中，语境作为内涵符号，需要通过内容层面和音系层面等外延符号体现，这些外延符号是语境层的表达形式。如图1所示，语类制约语域变量（即语场、语旨、语式）的选择，并由语域体现；语域则由语篇语义层体现，然后进一步由词汇语法层体；分层的内容层面则由音系层体现。

图1 层次化的语境模型：语类//语场/语旨/语式（Martin，2001：327）

在探讨具体的语类时，Martin & Rose（2008）首先阐述了故事语类，并认可故事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它们对社会成员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同时又常被用来解释这个世界、评价事件和他人、娱乐和教育我们的后代。Bruner（1997）认为，经典叙事学理论过于偏重成分结构而忽略了评价的人际功能以及故事的结构变体。为此，悉尼学派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通过对大量口语和书面故事的识别与分析，对Labov & Waletzky（1967）的叙事分类和结构进行了扩充和更为精细化的描述（Macken-Horarik，2003；Rose，2006）。最终，依据行文是否按照时间顺序、故事中是否有曲折冲突、冲突如何得到解决以及故事的结尾是否有反应方式等标准，故事语类被细分为6种类别，分别是新闻故事、讲述文、叙事文、轶事文、说教文和观察文，如图2所示。

图2 故事语类系统（Martin & Rose，2008：81）

反腐公益广告使用故事语类来讲述并评价与腐败或廉洁有关的事件、概念以及个体，其目的是教育和劝诫观众，杜绝腐败。本研究拟对反腐公益广告这一语类进行探索，试图通过对反腐公益广告语篇中3个语域变量的分析和讨论，揭示中国反腐进程中反腐法治文化在多模态语篇中的建构过程。

3. 多模态评价分析

Martin & White（2005）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人际意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评价系统，将人际功能在语篇语义层的实现方式拓展为态度（attitude）、级差（graduation）和介入（engagement）3个子系统。其中，态度是评价系统的核心，级差和介入皆为态度服务（袁传有，2008）。在评价系统创立之初，Martin & White（2005：69）就指出：“如果我们转向社会符号学视角，副语言（手势、表情、音量）和其他模态的交际（图像、音乐、肢体动作）将成为评价研究的焦点。”

之后，许多学者对多模态评价系统的实现机制、资源及评价策略进行了探讨，如Economou（2009）对新闻图片进行了系统的评价研究，并阐释了多模态语境下评价意义建构的理论框架；Unsworth（2015）进一步探索了多模态评价意义的实现手段。本研究将以Economou（2009）提出的多模态评价框架为基础，对反腐公益广告中出现的多模态评价的意义进行识别和分类，将评价的意义作为子语类划分的标准之一。除了作为语篇的人际意义，对评价在语类分析中的考察还将涉及其在反腐公益广告中的分布，以及在实现语类总目标时起到的作用和功能等方面。

二、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取定性分析方法，研究对象为反腐公益广告。笔者选取了2012—2017年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和各省级检察院官网发布在“视频学习”专区的优秀案例，以及中国普法网（智慧普法平台）视频资源库中以反腐为主题的公益广告。为方便视频的转写分析，我们选择的公益广告时长均在1—2分钟之间，共计50个。本研究对反腐公益广告的描述和分析包括4个层级，如表1所示。

表1 反腐公益广告分析的4个层级（改编自Iedema，2001；Rose，2006）

这4个层级分别是镜头（shot）、场景（scene）、小段（phase）和阶段（stage）。镜头是未经剪辑的连续拍摄图像，是描述和分析的基本单位，一个镜头中的图像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由剪辑造成的，而是由摄像头的平移、推进或缩放导致的；场景由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内所拍摄的不同镜头组成；小段不局限于某一组镜头或某一个特定的场景，而是从语义和叙事角度出发，将对语类的分析放到更大的精密阶中；阶段则是对整体结构进行的划分，是故事发展的指标（Rose，2006）。在本研究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将首先以镜头为单位对视频进行分解截屏，对多模态评价进行人工标注和分析，然后以此为基础划分出反腐公益广告的语类阶段。

三、分析与讨论

1. 作为语类的反腐公益广告

经典叙事理论将叙事语篇的结构分为6个部分：开场、指向、进展、评价、结局和回应（Labov & Waletzky，1967）。反腐公益广告的篇幅通常较为短小精悍，在这样的语类中，故事的矛盾往往得不到具体的发展。因此，我们识别了 “事件”“评价”“泛化”3个必要阶段。通过再现和描述与腐败或廉洁相关的事件过程，视频制作者对该事件及当事人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将评价泛化，将观众重置于该评价的语境之中，深化其对腐败危害严重性的认知，并促使其在现实工作中做到廉洁自律，与反腐公益广告中所倡导的观念相匹配。

Martin & Rose（2008）延续了经典叙事理论中将评价作为核心阶段的认知，并提出评价是进一步区分故事家族子语类的标准之一。如表2所示，基于情感（affect）、判断（judg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3种不同的态度，我国反腐公益广告又可以被区分为轶事文、说教文和观察文。其中，轶事文评价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倡导观众秉持对腐败的负面情感态度，由小段“情感反应”实现；说教文侧重于强调对腐败者的道德批判和法律判断，由小段“判断阐释”实现；观察文则旨在表述对廉洁这一美德的鉴赏，由小段“鉴赏评论”实现。接下来，我们将分别对反腐公益广告3个子语类的语场、语旨和语式进行描述和分析。

表2 反腐公益广告故事子语类

2. 语场

语场（field）是指以语类整体目的为导向的活动序列，对语场的描述和分析有助于人们掌握社会活动的本质。在对反腐公益广告的语场进行描述的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了Neumann（2013）提出的“主题”和“目的”两个维度。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反腐公益广告的主题都与反腐相关，然而3个子语类具有明显的主题倾向性，这使得各子语类具有不同的目标，从中可以全面反映出我国当下反腐法治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

第一，轶事文聚焦家庭内部，将腐败官员的家庭成员刻画为腐败事件的受害者，以此凸显腐败事件的影响。由腐败官员或其家属讲述因腐败事件而造成的情感创伤，目的是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进而达到反腐倡廉的效果。如表3所示，生活场景在轶事文中出现的频次最高，其次为司法场景。这些场景通常都展现了腐败官员被捕前的幸福生活和被捕后的追悔莫及，以及家庭成员的悲痛不堪。家庭成员——尤其是腐败官员的女儿是主要的社会活动参与者， “家”“回家”是轶事文中使用频次较高的词汇。

表3 轶事文各场景占比

第二，说教文通常以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展示官员接受贿赂、权钱交易以及被法律制裁的过程，从更为理性的角度普及腐败官员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对话中反复出现的“给”“要”等动词以及伸手的特写镜头占比较大，主要的社会活动参与者是中年男性，旁人对他们的称呼常为“局长”“县长”等官职名。在这一类故事中，工作场景通常被用以展示权钱交易的腐败活动；而司法场景则多用于再现检察院、法院对腐败行为的调查和裁决，以及对腐败行为的司法判断和解释。这两个场景是说教文中最主要的场景（见表4）。

表4 说教文各场景占比

第三，与前两种子语类相比，观察文的高频关键词最为明确，即“廉洁”，它通常与传统文化符号紧密相关，侧重于展示廉洁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内涵。如表5所示，此类故事中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占比最高，参与者往往涉及各类社会成员，社会活动包括茶道、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活动。不仅如此，值得关注的是，观察文中出现了生态这一新场景，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拍摄，生态场景将廉洁的社会与健康的生态联系在一起，在建构政治生态隐喻的同时展示了廉洁社会的美好。

表5 观察文各场景占比

在多模态语篇建构的推进过程中，3种子语类也显示出了不同的结构特征。为了在更大的精密阶上考察语类的建构情况，Martin & Rose（2008）引入了小段的概念，通过对小段的描述以及对小段之间关系的分析，能够清晰地展示叙事阶段的推进过程。本研究分析显示，在轶事文和说教文中，小段之间的逻辑关系为“问题—反应—解决办法—反应—结果”，语类结构呈现以活动为导向的线性结构；而在观察文中，小段较为独立，“背景”“判断”等小段重复出现，它们的逻辑关系是并列关系，共同为泛化阶段服务。

3. 语旨

语旨（tenor）旨在探讨交际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本质，是分析反腐公益广告的第二个指标。在视觉语篇中，话语的参与者有两种：①图像所表征的人、事、物；②通过图像进行互动沟通的观看者和参与者，如图像的制作者等（Kress & van Leeuwen，2006）。这两种参与者的互动催生了3种社会关系：反腐公益广告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制作者、观看者与公益广告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制作者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在考察反腐公益广告中的社会关系时，我们更关注观看者与公益广告中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在多模态语篇中，这种关系体现在摄像镜头的移动方式（水平移动或垂直移动）上，不同的运镜方式呈现的图像视角不同，能够充分表征人物与观众之间的社会距离与权力关系。

在反腐公益广告中，垂直方向的机位选择与视频中人物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相对应。如图3a所示，反腐公益广告通常以低位拍摄的角度来呈现检察官和法官、执法人员所佩戴的警徽、法庭中悬挂的国徽等，目的在于建构其权威的地位。这些人和物是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的代表，在语篇中赋予其崇高的地位有助于传递法的至高无上性和权威性。然而，在呈现违法的腐败官员时，机位在垂直方向的选择会随语类结构的展开而发生变化。在叙事阶段，尤其是“背景”“问题”“解决方法”等小段，多选用低机位拍摄，以此彰显这些腐败分子作为官员的权力地位（如图3b）；而在评价阶段和“结果”这一小段中，当描写这些官员受到惩处时，则由低机位转向高机位拍摄（如图3c）。

图3 反腐公益广告中垂直方向的机位选择示例

视频中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通常由机位在水平方向的选择来建构。与现实中面对面的真实沟通不同，多模态语篇建构出想象中的社会关系。Kress & van Leeuwen（2006：126）指出，距离的使用在特定语类中具有常规性。在反腐公益广告中，距离在特定的小段和子语类中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其他两个子语类相比，轶事文中特写镜头（close-up shot）出现的频次更高，尤其在“反应”和“结果”这两个小段，往往采用特写镜头描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情绪。

此外，表征同一人物所使用的社会距离也十分值得探讨。在呈现同一人物时，不同叙事阶段的拍摄距离也体现出规律性。图4a的特写镜头出现在叙事阶段初期，建构出私人的亲密交际距离，往往用于表现人物的外貌细节；由对话框展示其思想活动，其中出现的游艇、豪宅和美酒等形象代表了不符合普通官员工资收入水平的生活方式，代替语言表征了官员腐败的动机，预示着后续小段中将要发生的问题。图4b的中景镜头出现在事件阶段，用以展示官员受贿的腐败行为。图4c的远景镜头出现在“结果”小段，呈现了官员被检察院逮捕的画面，建构了该官员与观众之间的公共社交距离。随着叙事结构的展开，这位官员逐渐远离镜头以及观众。这种水平的镜头移动意味着对人物的疏远，建构了观看者与人物之间相对疏离的社会关系，使观众能够不与之为伍。在这个故事中，通过对该官员腐败动机和受贿行为的描写，他被刻画为负面的不道德的反派人物。当这样一个角色从镜头中走开时，他与观众之间便建立起了一种“保护距离”，叙事阶段前期所累积的紧张感因而可以得到释放（Giannetti，2013）。

图4 反腐公益广告的拍摄距离示例

4. 语式

语式（mode）关注交际的渠道，在这里我们主要指交际模态的渠道。在一些语类中，语言、视觉资源和声音在表意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功能（Painter et al.，2013），反腐公益广告正属于这类语篇。在意义的表征过程中，多模态语篇的制作者可以选择的符号资源范围更加广泛，可以依据具体的目的，使用某一种或者多种符号资源进行表意。在反腐公益广告中，视觉符号和语言符号既可以分别作为单独的表意方式出现，也可以分担语义量，共同建构意义。

首先，制作者可以使用视觉资源作为单独的表意方式。在表征一些特定的小段和场景时，制作者倾向于选择只使用视觉表意资源，特别是在“腐败”以及“结果”小段中，视觉资源成为表达意义的主力，其目的是引发观众的情感参与。Joffe（2008）指出，视觉资源直接作用于观众的情感路径，从而比文字更能激发强烈的个人关注。其次，语言资源作为单独的表意方式多出现在泛化阶段。相对于图像而言，语言具有更高的确定性。泛化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呼吁观众树立廉洁的信念，并在现实工作中做到廉洁自律，因此需要更为确定和直接的语言模态来表达。

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两种模态被用来共同建构语篇意义，二者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包括重复（repetition）、详述（elaboration）和分歧（divergence）3种。重复是指语言和视觉资源同时被用来表征同样的概念意义，如在图5a中，图像是语言的视觉化。详述指在由一种模态承担语义量时，另一种表意符号系统负责提供细节信息，在反腐公益广告中，详述多用于探讨如廉洁、失职、滥用职权等抽象概念。如在图5b中，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和儿童一起望着毛笔写就的“廉”字，这不仅是对字幕“廉洁是千年的传承”的图示（visualization），而且还提供了更多可解读的信息，如代际间的传承。分歧用于描述同时运用两种模态来建构不同甚至相反语义的情况。如在图5c中，挪用公款的官员记账时，旁白表明金额为10 000元，而画面中账本显示的数额却仅有8 000元，此时的语言与画面两种模态便产生了语义上的背离。不同模态在建构意义时的互动和互补能够促使读者进入到主体的阅读立场（agentive reading stance），从而使观众对议题产生更多的参与感和关注度。

图5 反腐公益广告中语言资源和视觉资源的语义逻辑关系示例

5. 反腐公益广告中法治的多模态建构

作为一种语类，反腐公益广告中使用了大量的态度资源，评价不仅仅是语类的其中一个阶段，更是评价事件阶段并预示泛化阶段、分布于整个语篇的人际资源。在轶事文中，官员白发苍苍的父母和年少懵懂的孩子作为腐败事件的受害者，流着眼泪表达因腐败而造成的家庭缺失和心酸痛苦；在说教文中，铁窗、手铐甚至意味着死刑的枪和子弹的使用，可以激发观众的恐惧感。这些都使反腐公益广告中的事件和人物更加真实，由此可以吸引观众的情感参与和个人关注。法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腐败是对公平正义的最大威胁。从这一意义来说，对反腐价值观的推广即是对法治的推广。然而，我们的反腐故事中更多强调的是腐败对受贿官员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损害，而在腐败对公平正义的损害方面着墨过少。

法的至高无上性是法治最基础的理念之一。在反腐公益广告中，所有涉腐官员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法律最终都取得了胜利。在“结果”小段中，特写镜头被用来刻画腐败官员接受刑事处罚的场景，突出了刑罚的威慑性和法的强制性。在增进公众的法律意识和信仰方面，法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约瑟夫·拉兹，2005）。在故事中，法官对腐败官员的罪行进行当庭宣判，尤其在“判断”这一阶段中，庭审场景的呈现不仅具有普法的意义，更彰显了法律的权威性和普遍性。

除了培育公众对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的认知，反腐公益广告还展示了守法背后蕴涵的道德操守与价值内涵。尤其在观察文中，将廉洁守法与“茶”“书法”“剪纸”“粽子”等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紧密联系起来，将廉洁守法表征为美德和修养，为其提供坚实的道德依据。

结语

语类作为一种复现的语义模型（recurrent configuration of meanings），在语篇中由语域实现。本研究通过对语场、语旨和语式3个语域变量的考察，对反腐公益广告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结果发现，小段作为语篇层面的分析单位，能有效地阐释语类与语域之间的互动。各个类别的反腐公益广告通过不同的阶段和重复出现的小段来实现其具体目的，并因此呈现出不同的语类结构。然而，不同的子语类仍具有家族相似性，这体现在所有类别的反腐公益广告中均包含叙事、评价和泛化3个必要阶段。而依据评价这一阶段，本研究识别了3种反腐公益广告的子语类——轶事文、说教文和观察文，它们分别建构了法的至高无上性、强制性和道德性。语类是文化的构成单位，通过对反腐公益广告这一语类的分析，可以了解我国当前反腐话语中所蕴涵的法治文化：法治不仅是单一的规则之治，更是强调具有品德和道德性质的规则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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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金梦洋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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