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禹
有人说，纪录片人是“苦行僧”，以一肩之力纪录真实的故事；也有人说，纪录片人是“布道者”，以过尽千帆的赤诚之心，呈现事物的真实模样。
而在我看来，纪录片人更是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们以浓烈的情怀，通过纪录片这门“凝视”的艺术，以独有的人文立场，将镜头聚焦于真实的自然、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和故事。
在纪录片界，每当谈及南京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电视纪录片编导、高级记者张建宁，可谓是大名鼎鼎，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令人“又惧又怕”的纪录片人
能够让业界所熟知并认可，大多应是作品使然。
《邓颖超》《郑和下西洋》《南海纪行》《延安十三年》《无名英雄》《奋斗时代》《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城殇》《光荣行》《百年恩来》……看到长长一串片名，我们无法感知张建宁作为主创或是总导演、制片人，其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但我们却能充分感受到这些作品带给我们的震撼和力量。
198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张建宁，曾有着5年的青海电视台工作经历，从事电视新闻和纪录片工作，其参与摄制的中国电视史上早期的大型纪录片《唐蕃古道》，成为张建宁难得的历练之作。其与摄制组从长安到拉萨，沿着唐朝文成公主进藏的足迹，万里跋涉，作品不仅被广播电影电视部、青海省人民政府、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记集体大功一次，更让张建宁与纪录片结下难舍难分的情缘。
此后，调入南京广播电视台的张建宁，长期担任专题部主任，并身兼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会副秘书长、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南京市电影电视动漫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红色文艺促进会副会长，电视纪录片资深编导、高级记者等职务，如今临近退休年龄的张建宁，依然念兹在兹的还是纪录片。
《郑和下西洋》摄制组
我与建宁大哥相识相交多年，说起真实的印象，也许只有四个字可以概括，“又惧又怕”。很多人都会纳闷，俱在何处，怕在何方呢？
熟知张建宁的人，都很了解其个性，简单来说就是不苟言笑，事必躬亲。这也是我对建宁大哥“又惧又怕”的来由。
首先，所谓“惧”源于建宁大哥总是板着脸，从我认识他至今，每次见面仍然是没有笑容与我聊天，笑时甚少，导致我对其有惴惴不安之感。
而“怕”则是在于每次与建宁大哥聊起专业话题，其对纪录片的严谨和专注，让我感到交流上的“怕”，实为害怕露怯。
虽有“惧和怕”，但是建宁大哥身上总是有一种力量吸引着我，愿意与之交流并成为朋友。我想了很久，也许就是那份执着和专注以及择一事终一生的坦然，一直感染着我，让我愿意与之亲近。
近40年与纪录片为伍，张建宁在记录现实中成长，从而也收获了一个又一个荣誉，他本人不仅是江苏省“333工程”高层次人才、南京市“五个一批”人才，同时其作品两度摘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多次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中国电视星光奖、金鹰奖、华表奖，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等荣誉。
拍摄《南海纪行》在南海永兴岛与守岛军人合影
就是这样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只要说起纪录片，立刻就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和你侃侃而言，甚至在低垂的眉眼间，都能看到不一样的神采，也许这就是业务干部的共同点。
真的还想扛起摄像机
人们常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而在张建宁的心里，则是“心中有丘壑，眉间显山河”。近40年的纪录片生涯，我们似乎可以从其作品中看出张建宁心中的丘壑。
既有反映如《邓颖超》《百年恩来》等大写意，亦有《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无名英雄》等历史反思，还有《奋斗时代》等记录时代印记的奋斗情怀。
不难看出，张建宁的创作视角极为宽阔，以一种报告文学般的以人带事的手法，为观众呈现了不同时代、不同事件的真实印记。与此同时，张建宁以现实主义创作呈现出的富有温度和热度的家国情怀，构建起有着鲜明中国基因的纪录片美学，这也是张建宁深藏于心的重要价值观。
《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获第31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
我们常说，对于业务干部而言，应是“作品示人”。张建宁亦是如此，在张建宁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家国情和人文关怀，在每件作品的影像中喷薄而出，虽是润物无声，但却刻入心骨，余味绕梁。
也许，这才是张建宁想要表达的真实思想。
比如，在五集文献纪录片《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中，张建宁和创作团队并没有从受害者个体和群体入手，拍摄“慰安妇”命运和生存状态，而是创新性地从“制度”层面入手，从国家层面通过多个角度印证，揭露二战中“慰安妇”是由日本政府参与建立的惨绝人寰的性奴隶制度。
张建宁采访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这样的纪录片既要反映真实，也要寻找制度根源以及劣根性，拍摄难度可想而知。张建宁翻阅大量历史资料，采访了二十多位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并在片中采用了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早年在日本防卫省图书馆查到的军慰安所从业妇等募集文件，文件显示，要求募集“慰安妇”时，“务必保证在（日军）派遣军的统制下进行，注意做到人员周到恰当。”文件上盖有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以及兵务局长今村均的批准印章，以此证明了日本军方直接参与了“慰安妇”制度的建立。
再如，张建宁与团队为首个国家公祭日而创作的微纪录片《城殇》，不仅开创了“微”纪录承载厚重历史题材的先河，同时在创作与传播对历史记忆的建构方面有着重大意义。该片以时间为顺序，运用翔实的史料、震撼的画面，改变了传统历史题材纪录片宏大叙事的表达方式，创新性地采用每集三分半钟的微纪录片形式，通过一个个故事，向现代观众，尤其是习惯于从新媒体和自媒体获取信息的年轻观众讲述了那场惨绝人寰的人类劫难，充分体现出“微言”亦见“大义”的可贵之处。
都知道纪录片的拍摄是件苦差事，风餐露宿是家常事，甚至遇到危险都是时常发生。但在张建宁心里，摄像机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永远不能放弃的武器。
我至今都不能忘记，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到南京台采访，由于航班延误，建宁大哥一直等我很晚，在南京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我俩相邻而作，聊纪录片、聊工作上的趣事，甚至聊起了人生理想。酒毕步行在南京街头，建宁大哥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至今我都会感动落泪，“老弟，我真的还想扛起摄像机”。
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一个守艺人，一个专注于专业的人的所思所想，无关乎金钱、无关乎利益，只是一个最淳朴也是最纯粹的意念，在张建宁看来，“这就是最有价值的事。”
纪录片人永远年轻
曾经有记者问张建宁，如果让你重新做一次选择，还会再拍纪录片吗?“我还是会坚持我的选择。这条路，可能比较寂寞也比较清贫，但是这就是我的职业情怀所在。”在张建宁的眼里，“我就喜欢干这个，喜欢的事儿，怎么会觉得苦？”
是的，很多人并不理解纪录片人的孤独和寂寞，有的观众觉得拍摄纪录片是很酷的事情，有的观众则将其视为“苦行僧”，没有做新闻记者风光。
张建宁在夹金山实地拍摄
纪录片人的苦，行外人很难能够体会。2003年拍摄文献纪录片《邓颖超》，张建宁与创作团队奔赴白雪皑皑、悬崖陡峭的夹金山，与风雪为伍，与未知的危险为伴。2004年摄制纪录片《郑和下西洋》，张建宁沿明代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航线，从江苏始发，一路海上航行，途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台湾等省及泰国、斯里兰卡、印度等国，海上颠簸半月有余，与烈日同行，与风浪共舞。
拍摄纪录片《郑和下西洋》，张建宁带队在海上连续工作数十天
如此种种，这样的例子还有太多太多。
张建宁认为，纪录片人是记录者，而不是编写者。对此，张建宁视真实为纪录片和纪录片人必须坚守的底色。也正是如此，张建宁早已不将拍摄纪录片视为工作或者是“养家糊口”的工具，而是将寻找真相视为神圣的使命。
告诉公众历史的真相，还原事物的真实面貌，探寻真相背后的真理，成为了张建宁一辈子坚守的准则。
拍摄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时，张建宁和摄制组往返于中日两国，采访了近50名参与日本战犯关押、审判的相关人士及其后人，让当代观众看到“日本战犯的忏悔”。在张建宁看来，能够影响到一批人包括日本青年能够深刻认识到历史的真相，“这是我感受到自己工作价值最深的一次。”
为了拍摄反映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开展艰苦卓绝斗争的纪录片《无名英雄》，张建宁与创制团队采访了当年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为代表的近百位南京地下党员，以及参加解放战争的解放军官兵、民主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将领等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倾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很伤心，但我们也庆幸，这些资料被我们记录了下来，因为无论过去多久，即使这些老同志都离开了，后人也能通过我们的作品认识他们。”当这些历史通过自己的创作被保留下来，张建宁再次认识到其职业的真正意义所在。
就是这样，张建宁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精神洗礼，而如今的建宁大哥年龄大了，也到了即将退休的年纪，真的希望建宁大哥和所有的纪录片人能够永远年轻，永远能够在拍摄的路上剪接到他们笔直的身影，永远能够在令我们感动的作品中，看到张建宁的名字，虽然这是一种奢望，但我仍然希望纪录片和纪录片人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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