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百年党史，牢记初心使命。
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的辅导员赵兰鹏。
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探索一段党章背后的故事。
一九二一年七月，嘉兴南湖的红船上，来自全国的十三名党员代表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到一九二二年六月，全国党员已经由一大时的五十余人发展到了一百九十五人。
此时，党组织迫切的需要一部统一的文件来规范党员的言行，强化组织建设。
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
当时，学界认为，中共二大的召开，特别是第一部党章的制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圆满完成。
在中央档案馆里珍藏着唯一一份中共二大党章的原件。
而在这份文件上，赫然印着张敬泉、任娅同志密藏字样的印章。
那么任亚同志是谁呢？
他的印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么重要的文件上呢？
张仁娅原名张敬晨，一八九八年出生于浙江，由于家境贫寒，他初中就辍学来到上海，在一家金店。
一九二一年，他加入了当时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队，随后入党。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成立了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并担任主任，从事工人运动。
一九二二年，他决定从晋泉改名仁亚，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党的工作中来。
党组织安排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继续领导工人运动。
一九二四年三月，张仁亚凤调到苏联学习，宣告仅仅过了一年，国内发生五卅惨案，革命形势急剧变化。
一九二七年初，张安亚奉调到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作为负责人筹办平民日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张仁娅所在机关保存了大量的重要文件。
这些文件一旦暴露，不但会引来杀身之祸，文件也将不能存在。
此时，张仁亚想到把重要的机密文件送到宁波乡下保存。
一九二七年末的一个午后，张仁亚匆匆回到宁波霞浦的老家，将一个包裹交给父亲，嘱托道，这是比儿子命还重要的东西。
漏夜相逢，父子俩都未曾想，这是人生的最后一面。
面对儿子如此的紧迫，张爵谦思来想去，才有了办法。
他对邻居们讲，晋泉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实在被病去世了，于是便在山上为他立了功，每次逢年过节都去祭奠。
一般既是表达思念，又是守护文件的安慰。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也在张爵谦的心里掀起了波澜。
距离儿子匆匆一别，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老人知道儿子是个共产党员，干的是秘密的。
可如今全国都解放了，儿子也该回家报个信儿吧。
直到一九五一年，张爵谦一家人从未停止过寻找登报纸、写材料，通过组织关系去找各种方法，都用了。
遗憾的是，直到老人去世，仍未得到儿子的任何消息。
直到二零零五年，上海图书馆发现了红色中华报上给商人亚。
从这个到此偶然的发现，让事情有了转机。
随着信息的不断汇集，张人亚同志的人生轨迹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一九二七年末，张仁娅辞别了父亲之后，先后在上海、芜湖等地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他奉调前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出版局局长等职务，成为了中央苏区出版事业的负责人。
后来，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张仁亚在瑞金赴青州的路上病故。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的红色中华报在悼词中写道，任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的，并称他为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在参观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端详了一本共产党宣言。
在这本共产党宣言的首页上，同样盖着张敬泉、任娅同志匿藏的印章。
讲解员说起张仁亚的故事，总书记听了连连称道。
这些文件十分珍贵，是历史的见证。
要保存好利用好我们党从弱小到强大、从九死一生到蓬勃兴旺，从只有五十多位党员发展到九千一百多万党员、四百六十多万个基层组织，成为世界最大的执政党。
在这背后是无数共产党人的初心不改和默默坚守。
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们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铸就出不平凡的伟大。
